因我國國際地位特殊，國人對國際法適用較為陌生，但國際法向為歐美各國大學所重視，歐美學界對國際法相關議題與適用，不僅源遠流長，即至當代同樣著力既深且密，發展出眾多完整且綿密之論述。
事實上，無庸諱言，當代意義的國際法實發軔於歐洲國家，從僅適用於基督文明國家開始，逐漸擴充其適用範圍，成為普遍適用於國家與國家間之法律規範。從歷史發展歷程檢視，一次世界大戰後，歐洲基督文明國家間之戰爭，其死傷超越以往，讓歐洲國家深刻反省，期待國際法能對國家野蠻行為有所節制，然並未成功；二次大戰後，國際社會成員有回到先前期望，對對國際法有所期待，但因意識型態問題，共產集團與民主國家集團針鋒對峙，形成冷戰，更因安理會否決權問題，國際法適用轉多制約，對其適用更是南轅北轍，各自論述，無法統合。
然隨上世紀九〇年代之東歐解體，共產集團土崩瓦解，冷戰結束，國際法再次備受重視，然事隨時變，傳統國際法復因冷戰結束而受部分修改，甚或產生重大變革，特別是九〇年代「海灣戰爭」(Gulf War)後 ，國際法有關「戰爭法」與「武力使用」(use of force)之規範復受重視、前南斯拉夫內戰再引發有關「民族自決權利」(Right to Self-Determination)、「少數民族之保護」(protection of minorities)問題，而此等相關議題同樣延續至本世紀「克里米亞」半島相關衝突與列強關係；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介入賴比瑞亞、索馬利亞、以及南斯拉夫等國傳統上屬於內政之事務，亦使傳統有關「人道干預」(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)之法規重新檢討。
又因冷戰結束，集團對峙未若前冷戰時代之激烈，使聯合國功能得為復甦，再受重視；相對於此，其組織結構問題亦行暴露，不僅聯合國組織內改革之聲不斷，國際社會成員與學術界自亦不免從新檢討聯合國組織，此方面之進展既多且複雜，亦使吾人認為應對相關國際組織國際法規範有所認識之必要。而美國在反恐戰爭、以大規模武器作理由，執意出兵伊拉克對於國際法有關武力使用規範產生重大衝擊；而1998年聯合國設立「國際刑事法院」全權代表外交會議所通過《國際刑事法院規約》(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)（或簡稱作《羅馬規約》(Roman Statute)）更對國際刑事法、人道法、殘害人群、破壞和平罪等等，產生面目一新之衝擊。
此外，其他發展亦有了解之必要，如對國際環境保護之共識，使國際法有關環境之條約、協議、國際組織之決議、以及內國立法如雨後春筍，接二連三，新規範應接不暇；國際貿易糾紛層出無窮，相關國際組織與貿易規範同樣應然而生，諸等發展，使國際法學界漸趨以全球作單一思考點出發，亦即承認相當多國際問題必須由國際社會成員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、來解決，揚棄過去以主權國家為思考中心之方法，此與傳統國際法以主權國家為出發點有所歧異，相對於此，後冷戰之國際法學界不免對該等相關傳統國際法規範有所修改，凡諸種種，使吾人對新發展之國際法規範有進一步認識之必要。